我的精神家园

从前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，总是对那个柔情铁骨、千金一诺的江湖充满了艳羡。那样的美女与英雄，在潇洒地完成了自己正义的责任后，与世人相忘于江湖，携手逍遥去了，留下一段段美丽的爱情让我们唏嘘。
然而这只是浪漫的小说。江湖中的美女英雄，有真诚的平常心，向往织布耕田的生活。如此的江湖便如同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般不可求。
在夫权至上的古中国，爱情从来没有占到很高的位置，在正统的思想里，也极少有赞美爱情的掌故。男人们追求的是“修身、养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”岂能恋恋于女色。曾在孙夫人的温柔乡里缠绵的刘玄德也说：“妻子如衣服”，爱情的地位可以想见了。这一点，从史书上可以略见端倪。正史大都是男人修的（班固的妹妹好象是写过几段《汉书》，但既然是正史，她的立场自是不言而喻）。看看他们眼中值得立传的妻子是怎样的：《后汉书•乐羊子妻传》云：“（羊子）远寻师学，一年来归，妻跪问其故，羊子曰：‘久别怀思，无它异也。’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：‘此织生自蚕茧，逐成丈匹。今若断织也，则捐失成功，稽废时日。夫子积学，当‘日知其所亡，以就懿德，若中道而归，何异断斯织乎？’羊子感其言，复有些哭笑不得。羊子最后确实功成名就了，或许真是拜其妻所赐。但有妻如此，却也似背了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包袱，焉知是祸是福。可惜当时不准女子如学，否则她的成就竟可在羊子之上，只不知其妻于深闺宫房对残烛时，可也曾偷偷地哭泣过？
男人是应当胸怀大志的，为人妇不应让丈夫沉浸于儿女情长之中。乐羊子妻是这样，重耳的妻子姜氏亦是如此。重耳避难于齐国，齐桓公对他很好，“公子（重耳）安之，从者以为不可。”于是姜氏劝道“子有四方之志”，要重耳离开齐国。重耳反舍不下姜氏与闲适的生活，想做个平凡的公子，姜氏仍固执地将他灌醉，谴之离齐，用心可谓良苦。重耳后成为春秋无霸之一，但我总怀疑他是不是更留恋那段在齐国的安逸时光。
我没有能力去探求爱情的真义，但对这两位模范妻子，终有点儿不以为然，抑或对史书里的态度不以为然；而对于他们，反有一丝可惜。她们是陷入畸形的爱中了。那时的男人之于女人，多的是利用于占有，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妇者，服也。”观点即不胜明了。记得王昌龄有《闺怨》诗：
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
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叫夫婿觅封侯。
这两位若是见了，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值吗？其实她们的丈夫纵得了功名爵位又如何呢，反而会忘了结法情谊而纳起妾来，这种例子是屡见不鲜的。若她们与丈夫有坚韧的感情与民主的精神，或者还能避免。如卓文君与管夫人（赵孟々妻）：若她们完全附庸于夫权的威压，便只好去做“怨妇”了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红楼梦》果不失为一部伟大的爱情小说。曹〃以他的如掾巨笔构塑了宝黛这近乎完美的一对，一双小儿女孜孜于营造他（她）们自己的世界，视功名若粪土，黛玉更是固执地追求自己的目中的爱情，活脱一个小女人形象——小的可爱。然而这样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在封建的中华，终是一个悲剧。
古国的爱情确是被顽固的夫权压迫得变了形，中国的男女关系也总是显得那么得不正常，只在神话与小说中才隐约现出一点人民对真爱的向往。这是可令我们怅惋，却也催我们加紧扫清那封建的遗骸。